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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水利的前提与制度选择

一、引言:对当前农村公共物品问题研究的检视大致从.益原子化。原子化的农民,因为特殊的公正观,1集体行动极其艰难。在此前提下,要保证乡村水利的有效供给,就必须要有国家适当介入的制度安排。(3)“市尝村庄”制度结构及基础这也是一种特殊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结构的特点是,企业化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面对的是一个组织化的村庄或自觉性较高的农户,它们之间可以顺利地完成水资源的交易,或者乡村水利可以私人化,农户各自解决自己的灌溉问题。前一方面的基础有两个:一是水利工程产权明晰,设施完善,能够低成本地排除“搭便车者”;二是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能及时收取绝大部分水费。后一方面的基础也有两个:一是自然条件许可,如农户的责任田相距不能太远;二是农户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能耐,如打井需要投资数千元,有能力阻止别人使用自己堰塘里的水等。因此,这一制度只适合于小水利。(4)村庄自主制度结构及基础这是一种内生的自主治理制度结构。其具体结构是,由农户以村民小组或村为单位组织用水协会,由农户选举产生用水协会会长,由会长负责收取水费并组织农户灌溉。但达成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相当苛刻,我们曾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2奥斯特罗姆进行了更为精细的研究,她在研究了大量成功案例的基础上,界定了其中的8项原则:第一、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第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规定占有的时间、地点、技术和(或)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所需劳动、物资和(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第三、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第四、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第五、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制裁。第六、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成本低廉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第七、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第八、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1奥斯特罗姆总结说,一些地区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的绩效之所以是强有力的,就是因为它们符合这8项原则,而另一些地区的制度绩效之所以是脆弱的、失败的,原因即在于它们未能全部满足这8项原则。当下中国农村,能够实践这种制度的,只有那些传统的合作模式仍在延续的少数村庄。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在这种情形中,人们经常不断地沟通,相互打交道,因此他们有可能知道谁是能够信任的,他们的行为将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对公共池塘资源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把组织起来趋利避害。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了相当长时间,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世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资本。”2四、结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福利的大问题。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同区域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貌和文化传统差别极大,农村公共物品本身也是种类繁多,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农村公共物品问题的前提。撇开这些前提,农村公共物品问题的研究就可能大而不当,无所裨益。因此,不能迷信某一种理论和某一种制度,必须根据各地的情况,因地制宜,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雷原:《农民负担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第6期。1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减轻农民负担》,《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2雷晓康:《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思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3林万龙著:《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第148、20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4党国英:“农村发展的公正与效率可以兼得”,《南方都市报》2004-06-22。1吕亚荣著:《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中的公平问题研究》第156-15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2张晓山著:《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第87-89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何肇发著:《社区概论》第3-9、152-15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转引自于建嵘著:《岳村政治》第45-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水利部人事劳动教育司编:《水利概论》第26-27页,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1《荆门市水利志》(未出版),1985。2徐勇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第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1胡鞍钢指出,北京、上海、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人均GDP已高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是中国的“第一世界”;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国家收入水平而地域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是中国的“第三世界”;而中国另外约一半以上的地区有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这些地区的人均GDP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参见连玉明主编:《中国国情报告》第5页,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1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22-3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弗里德曼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钱杭:“均包湖米:湘湖水利不了之局的开端”,载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第98-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以上数据均来自赵连阁:“中国灌溉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载《农业经济导刊》;转引自三农数据网2004-11-29.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著:《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第5页中文版译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1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Ophuls,W.1973.LeviathanorOblivion.InTowardaSteadyStateEconomy,ed.H.E.Daly,pp.215-230.,SanFrancisco:Frean.转引自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2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3Smith,R.J.1981.ResolvingtheTragedyoftheCommonsbyCreatingPrivatePropertyRightsinWildlife.CATOJournal1:439-468.转引自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2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3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42-4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著:《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第5页中文版译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8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贺雪峰认为,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的好处来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参见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这三个方面是:第一,规模不能太大;第二,小规模群体内部,具有强大的向心力,道德感,及对个别违规农户的惩罚机制;第三,小规模群体内部,可以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与此相关的就是村庄内部的流动性不应太高。参见贺雪峰、罗兴佐:《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三农中国》网站2004-12-26。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14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第27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已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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